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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路径六合乐坊0
添加时间:2019-10-2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征。现代工业文明能够高效改变自然界,但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中国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中国现代化是在不断探索中推进的。以快速自发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方式,使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代价。新时代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是我们的主动抉择和理论自觉,摒弃传统粗放式发展方式,形成生态文明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施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努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这是在党的报告中首次阐述现代化的“绿色化”属性与特征,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科学论断,表明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既是现实要求,又是我们的主动抉择和理论自觉。这条道路必将为世界上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的国家做出中国的独特贡献。

  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人类由传统社会逐步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由此展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制化等是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但现代社会是在深刻的矛盾中不断发展的。西方现代化既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也面临着精神匮乏和社会失衡的风险,尤其是遭遇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深入探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能找到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农业文明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人类对自然的损害是局部的,人与自然保持初级的和谐状态。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理性主义的发展,人的主体地位的重新确认,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根本改变,也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前现代社会,人类受自然约束;现代社会,人处于主体地位,自然是受人类征服和剥削的客体,由此,形成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法的哲学自然观。现代社会视发展进步具有“天然合理性”,由此,人类社会通过科学技术的提升不断加强对自然的开发改造,人的主观能动性盲目张扬,缺乏生态边界,造成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并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这一自然观必然导致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掠夺和破坏,从而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

  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重要基础。工业化浪潮的推进促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成熟,但也暴露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由此,产生了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也可能面临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挑战,“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全球生态危机可以说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最为凸显的困境。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国家强大和人民幸福是中国人一贯追求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加快建设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形成以加快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以追赶超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的模式。这一模式有力地激发了中国的发展活力,但也一度存在将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目的,忽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外部性”的现象,使得经济发展缺少生态边界和资源节约意识,导致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危害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继承现代工业文明的优势的基础上,纠正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成为中国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人类需要思考如何使生态危机出现转机,将它转换为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国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既是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全面反思的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和模式转变的理性选择。

  中国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前进的党。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健康良性发展,我们党回应时代挑战,与时俱进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战略,逐步推进现代化的生态转向。党的十五大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理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既体现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规律的加深,也体现了我们追求“绿色化”现代化的主动抉择和理性自觉。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首次将“美丽”作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标志之一,这是新时代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的新的部署安排,也表明了我们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追求和不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有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基本方略,中国现代化视野不断开阔,内容不断丰富。

  现代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主客二分”法,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客观上造成了生态环境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成为我们的追求之一。习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科学自然观。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就告诉我们要认识到人与自然不是主体与客体、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伙伴关系。这一理念继承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是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价值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各类环境问题成为民生之痛,“盼环保”“求生态”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6]。清新空气、干净水质、优美环境等这些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的生态产品越来越成为群众所需所盼。习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这体现了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宗旨和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本质和核心在于满足人的合理需求,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在保护自然和改善环境中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人类既不受自然环境和能源资源匮乏的制约,也不是无边界地改造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我们扭转过去过于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过于注重眼前的利益的“硬”发展思路,建立一种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生态效益,既要改造自然又要保护自然;既要实现每个人的生态利益,又不会影响甚至危害其他人的生态利益的实现。

  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财富和利润,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但实践中存在为快速追求经济总量和规模的增长而生产的倾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需求。如果将追求经济增长当作生产的唯一目的,为生产而生产,就会对自然过度开发利用,最终造成环境公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要重新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满足人民需求、实现人民幸福作为生产的目的和归宿,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统一的。习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8] 这就揭示了为什么人进行生产,如何进行生产,生产成果谁来享受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的新认识新发展。

  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消费来实现。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生产,就要改变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方式,把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作为生产的准则和限制标准。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从宏观上对生产和消费实施按比例地协调和调节,对生产加以“社会主义原则”的限制,避免生产的过度扩张和消费主义,使经济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生态公正是社会公正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延伸。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人们的环境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从理论上讲,“在自然资源的使用机会、自然资源的分配、环境风险的承担上,所有的主体应该一律平等”[9],但现实中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消费以及利用上的不同,环境收益与环境负担在不同人群中产生了分配差异,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时常爆发,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正如习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所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0]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要坚持生态环境方面的公平正义,坚持人与自然的整体利益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生态公平正义原则,一方面要求人类尊重与保护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态权利。另一方面要求平衡不同主体间或者各阶层各群体公平享有基本的生态权益。习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11] 解决生态环境不公平问题,需要完善并实施各项严格的政策。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调控人的生态利益,使破坏环境的群体受到惩罚,对保护环境的群体进行补偿,努力形成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公平的生态文明制度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制度的严格实施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强调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为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先要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就要正确认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实现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一是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破除将生态环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一理念,确立符合生态学法则的经济理念,把经济当作环境的一个子系统,使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环境可承载和资源可持续的基础上。经济活动从受利润的逻辑支配转变为保护环境前提下对经济活动进行重组和激励,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这种转型痛苦而必须。正如岩佐茂所指出:“从重视经济增长的经济活动向以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经济活动转换,是一场‘经济与地球’关系的哥白尼式革命。”[12]

  二是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马克思否认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生产力,他认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中具有的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13] 可见,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习同志在新疆考察时曾指出:“牢固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给我们提出了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要求。应树立适应、修复和保护自然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推动实现经济和生态双赢。实践中需要推进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业化相融合,注重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发展绿色科学技术,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发展模式,具有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效率低的特点,已经难以为继。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以“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为生产的准则,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全体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其特点是高效率、六合乐坊055838。高效益、高循环、低排放。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就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既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又要生产出更多的生态产品。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的文化现代化。应摒弃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片面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等观点,构建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消费观。

  一是树立整体生态价值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个人权利的保障,强调个人利益和需要的满足,但容易走向个人主义。生态文明的原则要求树立人、自然和社会是有机联系和统一的整体观。人是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完整性而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物种。正如莱斯特·R·布朗所言:“尽管我们许多人居住在高技术的城市化社会,我们仍然像我们的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祖先那样依赖于地球的自然系统。”[14] 人作为生物有机体,必须将自己纳入整个生态系统内,只有维护好整个生物圈的生态平衡,才能最终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二是倡导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的生活方式。这一方式逐渐影响到我们国家。生态文明追求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形成绿色生活方式需要每个人从自我做起。首先,适度合理消费。生态文明的消费是满足人们对商品和服务多样化和个性的需求,但反对过度消费,反对以炫耀物质财富的方式显示自我的需求。其次,绿色消费。即避免污染和破坏环境,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为特征的可持续性消费。既要选择未被污染,有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又要节约能源资源、不给环境造成污染的可持续性消费。这是对当代人和后代人,对人与自然都负有责任的消费。最后,注重精神文化消费。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指出:“人的需要无穷无尽而无穷无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可能实现。”[15] 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仅在于他拥有了多少财富,还要看他是否具有充实的精神生活,看他的个性是否得到全面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的制度现代化。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系统配套、运转高效、职责明确、法治导向的生态文明管理和法律制度体系。当前我们基本形成了生态立法科学完备、生态执法和问责逐步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亟待进一步落地生根,发挥应有作用。

  一是坚持生态文明制度的价值取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为民性、协同性和有效性是生态文明性质和水平的重要标志。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

  设计的价值目标方面,要坚持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长远发展;价值取向方面,要坚持以为人民群众创造更优美的生态环境的立场;价值原则方面,坚持协同原则,即生态文明制度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制度相协调和配套。

  二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核心是加强政府职责的统一和监管执法作用。省以下环境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和中央环保督察体制的建立,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为推进生态环境的监管和执法作用提供了组织保障。首先,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突出环境管理的激励约束导向,突显生态环境考核指标结果运用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其次,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制度;加快落实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积极探索市场化、多元化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稳步实施环保税制度。最后,加快推进企业排污许可制度、信息强制性披露和环境信用等级评价制度,督促企业严把标准,自觉履行环保法定义务,推动企业落实自行申报制度。

  三是改革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健全环境监管体系,有序整合监管力量,完善监管法律授权,注重监管职责的统一和独立。推动环境监管机制从单一政府主导向多元社会监督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到通过经济、信息技术和法律手段来实现监管。以政府监督为导向,将公、检、法等司法监督与公民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以法律形式明确公民的环境权与参与权,确保监督实效。

  四是强化制度执行。习在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线] 针对生态环境问题,他强调制度执行的作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首先,强化制度的权威性。制度的灵魂和尊严在于实施,捍卫制度的执行力是制度实施的手段和核心。当前的重点是必须实行严格的政绩考核评价制度和环境损害问责制。将目标考核、责任追究和监督检查结合起来。其次,制度执行程序要严谨,可操作。改革制度执行的体制机制,各执行部门之间的责权利要分清,了解自己的行动和权益边界,激发内在动力和强化执行能力。最后,营造制度执行的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崇尚、遵守和捍卫生态文明制度的良好文化氛围。此外,还需提供制度执行所需的财力物力、高质有效的人力资源、科技条件、信息资源等。

  党的十九大指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在中国的领导下,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平衡各方生态利益,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多元参与环境治理模式需要明确各主体的责、权、利。

  一是强化公民自主参与意识。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18] 生态环境具有典型的公共品性质,因而搭便车现象比较普遍,加之我国属于依赖型的公民文化,自我负责的意识和精神比较弱。强化公民自主参与意识是推进生态文明型的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提高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首先,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信息不公开,容易引起公民的误解和恐慌,甚至谣言四起,从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完善落实知情制度、听证会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其次,参与环境决策。即政府在制定生态环境问题的有关决策时,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听取公众意见,了解公众真实的意愿和想法,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最后,参与环境治理的监督。既包括公众对政府治理的监督,也包括对企业排污的监督。

  三是平衡生态利益。生态利益矛盾根植于社会问题,“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19]。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在有效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各治理主体的积极性的基础上,调动各种力量,使利益均衡贯穿于生态环境多中心共同治理中。首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机构改革和审批制度改革,明确政府的职责和边界,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强和优化生态公共服务,为企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企业加强研发,开发绿色低碳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能源资源消耗。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创建绿色企业。其次,处理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建立一个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同时,加强和公众的平等协商,将更多环境权益下放给公众。倡导公众的社会责任和公共精神,将理性的个体转变为关心公共生态环境的负责任的公众。再次,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优化治理结构,鼓励和规范环保组织的发展,强化第三方力量,使之成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者”和“监督者”。最后,处理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生态利益。按照社会主义共建共享原则,既要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生态责任,又要缩小差距,坚持成果共享。打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利益格局,避免陷入经济和生态双重贫困,促进生态利益的均衡。?

  [1][5] 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第50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5页。

  [4][8]《习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页;第252页。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93页。

  [7]《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线] 洪大用、马国栋等:《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0][16][17] 习:《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11]《习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136页。

  [12]【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与伦理》,冯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14]【美】莱斯特·布朗:《生态经济》,林自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5]【英】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郑关林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18]【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